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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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况编辑本段回目录中国明代素三彩菊花耳瓶作为古代中国的特产奢侈品之一,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瓷器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被大量收藏家所收藏。

中国古代瓷器有曾拍出天价的精品,但部分国宝级瓷器并不在中国国内。

欧美人士在结婚时,便特别喜欢送赠高级瓷器茶具。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瓷器的发明,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

瓷器为中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历史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日本美浓烧的茶道水指。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但究竟出于哪个年代尚没有准确的定论。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瓷器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中国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瓷器生产国及出口国。宋以前高档瓷器主要用于皇室的生活,在中国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名品——秘色瓷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瓷器制艺的颠峰。北宋后中国瓷器制作工艺不断上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瓷器出口至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代表工艺品之一。与之相对的日本,也在平安时代开始出现陶瓷艺术制造,结合日本发扬的茶道文化,不断地出现瓷器的著名产地,先后有六古窑、远州七窑等瓷器名产地。而在安土桃山时代一段繁荣的茶道文化中,很多茶人如利休七哲中的牧村兵部、瀬田扫部、古田织部、芝山监物同时也就是著名茶道瓷器的制作者。
种类编辑本段回目录陶器种类中的三彩。瓷器与陶器的关系密不可分。当部分掺有高岭土(或长石、石英、石灰等天然釉料)以及他含有氧化铜、氧化铁、氧化亚铅等天然色彩成份的原料在烧结陶器时,会自然在陶器表面结成一成薄釉(日本信乐烧最早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以前中国的瓷器以素瓷(没有装饰花纹,以色彩纯净度的高低为优劣标准的瓷器)为主。明代以后以彩绘瓷为主要流行的瓷器。另一个瓷器制作国家日本也与茶道文化界核发发扬了其独特的茶器。 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 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烧(bizenyaki)等。另外欧洲自18世纪起亦开始制造瓷器,今天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地,特别是英国已建立起多个高级瓷器品牌。 工艺编辑本段回目录制坯简介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制作瓷器的完整流程,一般要经过如下几道工序。

练泥
将瓷胎的原料——高岭土、瓷石经过磨洗、除杂揉匀后调和成为用于制作瓷器的瓷泥。

制坯
将调质的瓷泥经过模具等制成所须要的瓷器的外形,将坯胎凉至半干后至于车盘,用刀旋削表面,保证瓷器外表的光洁。最后在依照需要使用材质不同(铁、骨、木等材料)的雕花刀在外表刻出花纹。 通过对瓷胎上釉顺序的不同,瓷器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种不同的种类。

烧瓷器的窑上釉
依照瓷器的几何外形有不同的上釉方式。圆口瓷器(指通过拉坯方法成型的口径较圆的器皿种类)将瓷胎浸泡在釉浆中。大一些的瓷器或者形状不规则的瓷器,采用吹釉的方式上釉。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保证釉浆的均匀分散是重要的一点。

釉下彩
一般家用瓷器和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均属此类: 将颜料直接涂在未上釉的瓷胎上,再进行上釉。由于颜料被包裹在釉之下,使得色彩能够长期保存,并不易被磨损。但由于施加釉下彩将使颜料经过约1天的高温灼烧,会导致部分瓷器颜色变化,因而釉下彩的瓷器颜色变化较多。

釉上彩
将未上色的瓷胎途釉后放入窑内烧结为素瓷,待冷却后再进行上色,并放入相对低温(约700℃—900℃)的窑炉中进行二次烧结。这样的做法能够保证釉彩的花纹和颜色丰富多彩,但长期暴晒或使用会导致表面磨损,导致颜色脱落。
衍生文化编辑本段回目录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上,主办方用57万件瓷器拼起的“天水皿”。瓷器与中国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英文“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正相反,英文中的瓷器一词china是从中国一词China转化来的。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瓷器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在英语国家通常将陶瓷器统称为“porcelain”,而“china”主要指精瓷,如“fine china”、“bone china”。

日本将从中国流传的茶道经过长时间的发扬,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其中瓷器是日本茶道中较为高级的一类茶器。在日本文化史上高级茶器往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日本的名茶具就是瓷器,甚至如保存于日本的“曜変天目茶碗”本身就是来自中国的南方的瓷器作品。安土桃山时代在统治者和茶艺家的推动下,高级茶具成为了更胜于土地、黄金的财富象征。
各国发现编辑本段回目录日本
中国瓷器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 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中国瓷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 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传播编辑本段回目录中国瓷器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收藏编辑本段回目录中国瓷器在国外,瓷器、景德镇与中国是一个概念,可见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到了近代,与国外相比,陶瓷业却落后了许多。近几年,由于景德镇的陶瓷艺人和艺术家们的努力,现代艺术瓷开始被海外收藏家关注,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开始注意到,现代艺术瓷也是个不容忽视的新的收藏热点。分析其原因有三:

1、瓷器收藏历来是国内外收藏的重头戏,但大都局限在古代瓷器和官窑陶瓷。由于官窑陶瓷的投资太大,并不是普通收藏家可以玩得起的。而现代艺术瓷则不然,普通中等收入的人士即可涉足。

2、官窑陶瓷由于量少,买家又多,价格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如不是捡漏,或是罕见之品,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升值,且一旦遇上赝品,损失巨大。现代瓷暂时还没有这种风险,由于是一个新的收藏热点,对收藏者来说升值的可能性更大,更具挑战性。

3、现代艺术瓷由于其艺术语言的当代和新颖,在家居之中具有很好的可视性和与环境的协调性。这也是收藏者对其青睐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在香港、北京、广东等地的多次景德镇现代陶瓷精品拍卖和展销会的成功举办,也为现代瓷成为新的收藏热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藏编辑本段回目录注意事项
收藏现代艺术瓷首先应清楚自己的收藏目的。一般来说,不外乎有三种情况:
一、收藏一般艺术作品是出于喜爱和美化家居的需要;
二、收藏名人名作,出于增值和提高收藏家身份的需要;
三、按风格、年代、作者等类别进行收藏,出于成为系统化、专业化的需要。

收藏选择
中国瓷器首先,应看作品的造型,而造型往往被陶瓷艺人和收藏家忽视。因为人们最易被色彩打动,而轻视造型本身。作为一种三维空间的艺术形式,造型的本身就能体现出一种精神。或圆润、或挺拔、或纤秀、或雄强、或文儒、或豪放。造型虽是由简单的线条组成,但提供给人们的想像力却是无穷无尽的。

继而看装饰的效果。因为是现代艺术瓷,既要看装饰是否与造型统一,更要看装饰本身是否新颖和有创造性。瓷质材料的精美决定了装饰也应是惟美的。现在有些陶瓷艺人,简单地将国画画面移入瓷器装饰,效果未必很好。除少数作品外,两维空间的国画移入三维空间并不适合瓷器装饰。好的瓷器装饰应是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给人以效果的完整性,而不是有些画面太挤,有些画面太空。

第三看色泽,青花是否纯净幽远,丰富润泽,釉里红是否红而不俗,层次多变,釉色是否亮丽莹透,无斑点瑕疵。如果以上三点都比较符合要求,至少具备了收藏的基本条件。接下来要了解作者的自身条件,是新人新作价位偏低,大胆买下。如果是名人名作还需考察作者的年作品量。同样作品的重复量(瓷器作品由于制作烧成过程的特殊性,一般惯例是允许有几件同样作品的类似),如果量少,价格自然要高,如果量多,特别是重复作品多,建议要谨慎购买。从国际收藏惯例来看,收藏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看似有一定的风险,实际上却是最具价值回报的一项投资。
相关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中国瓷器中也有大量曾拍出天价的瓷器,但部分国宝级瓷器并不在本国国内。如:彩鱼藻纹盖罐、鬼谷下山 。

日本保存有部分瓷器名品,它们大多曾是茶道器具:曜変天目茶碗(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秋草文壶、 不二山。
最新资讯编辑本段回目录“中国瓷器和青铜器展”2009年9月15日在第比利斯历史博物馆开始展出,这次展览展出的青铜器和瓷器共48件,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国宝级文物的复制品,青铜器原件制作年代大多在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瓷器则多为明清时期的精品。参展器具制作精美,造型别致,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为格鲁吉亚人民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及欣赏中国艺术精品的平台。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宫建伟表示,中格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次展览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加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格鲁吉亚副总理、统一事务国务部长捷穆尔·雅各巴什维利及中格各界友人等近200人出席了开幕式。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3日。